23 - 10 - 2017 |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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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外交的九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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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根本取決於國家實力。但並不是說,有了實力,就能搞好外交,這裡還有一個如何運用實力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外交思想、戰略及策略。

近年來隨着國家實力的增長,中國外交的風格也有很大變化,從過去的相對偏保守變得積極進取,但這種積極進取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相反,某種程度上使得中國的總體環境變得惡化。這有外界未能適應中國實力增長的因素,然而更多是中國自身導致的。

簡單地說,中國外交帶給別人的是“畏而不敬”,讓人害怕很容易,因為你的實力擺在那兒,人家自然怕你,就像小孩害怕大人,這是國家實力產生的一個自然反應,但在畏懼的同時,讓人產生尊敬或敬仰,就很難。

美國是全球霸主,相對來說,美國就很好地處理了“畏”和“敬”的關係,做到了讓世界“又畏又敬”或者“既畏且敬”。中國外交要達到這一步,在外交思想和外交實踐上,需要一個系統的改變,尤其在以下九個問題的處理上要有大幅度的調整。

第一,改變對美外交的對抗思維和心態,擺正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如果不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關係,也是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但這個重要性對雙方是不對等的,中國需要美國比美國需要中國更多,所以習近平在和特朗普的會見中才會說,中美有一千個理由搞好,沒有一個理由搞壞。可惜,在對美外交中,中國往往偏離了這一忠告,用一種對抗的思維和心態去處理對美關係,特別是在一些棘手的事情上。

美國作為全球霸主,對來自任何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的行動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作為和美國社會制度迥異的崛起大國,客觀上會被美國視為挑戰者,但中國自己絕不能有挑戰美國霸權的意圖,因為一旦有這種意圖,在思維和行動上就會變成“凡美必反”。這不是要中國一味地附和美國,對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然要堅持,該說“不”時要敢於說“不”,但要做到有理有據有節,合乎國際法和國際規範與準則;同時,在不該逞強的時候不要逞強,要懂得妥協和後退,“逞能外交”對自己只會有害無益。

這不單單是在國家實力不夠時的一種策略運用,不和美國搞對抗,必須成為國家戰略,長期堅持,即使未來有了足夠實力,也不要試圖去挑戰和改變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秩序,對美外交應該是合作大於對抗,做好“老二”該做好的事情——假如中國是“老二”的話。只有大的戰略清楚了,對具體問題的處理才會不失方向。這是中國外交首先要改變的一點。

第二,改變仇日厭韓外交,實行和日友韓政策。

中日雙強是東亞從未遇到的局面,這導致中日雙方都未能適應對方。對中國來說,因為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近十多年來,對日外交中國未能走出“仇日”“丑日”狀態。

對日本在侵略問題上的不誠實態度以及對釣魚島的處理,中國當然要批評和反擊,但不應該讓歷史問題捆綁兩國外交,干擾兩國發展的大局,更不應該在國民教育上灌輸一種錯誤的仇日教育。對釣魚島問題的處理也一樣,秉持雙軌思路,即將它們抽出來,不和整個中日關係捆綁在一起,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及在其他領域的合作。中日應該主“和”,而不是互相仇恨。

相比日本,中國更應該搞好同韓國的關係,目前這種因“薩德”問題而導致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的不正常狀態要改變。“薩德”雖然對中國有損害,可這種損害比起中韓關係的大局以及中國在整個東北亞和半島的利益來,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因為“薩德”而影響兩國合作的大局,中國可以表達對“薩德”的反對態度,但不宜採取經濟手段特別是鼓動民眾去反對和懲罰韓國,這樣做只會讓中國失去韓國。應該延續“薩德”之前的“友”韓政策,深化兩國在經濟、人文甚至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合作。

第三,改變對朝鮮的綏靖態度,加強對朝制裁。

相對要與韓國保持友好合作,對朝鮮則要採取嚴厲措施,以促使其棄核。

近幾年來,中國對朝態度和政策擺脫了過去的虛妄友誼和意識形態挂帥,開始變得務實,但這種轉變還不徹底,沒有完全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受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影響,留有尾巴。中國對朝綏靖態度表現在,因擔憂朝鮮的內亂和崩潰而在制裁朝鮮的問題上,多少有所保留,對朝鮮還有所袒護。

如果朝鮮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無賴國家,基於其政權的性質和鄰居關係,中國可以而且應該對朝鮮進行一定程度的袒護,但問題是,朝鮮政權不是一般的臭名昭著,且事實證明,中國幾十年來對朝的袒護和幫助,既沒有帶來朝鮮的好轉,更損害中國利益,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動。對這個政權,根本不能寄予改善的希望,只有持續不斷施以高壓,才有可能迫使它放棄核武器,改變其國內糟糕的侵犯人權狀況。

第四,改變和俄羅斯的準同盟關係,不同俄羅斯走得太近。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兩個國家對中國影響最大,一是美國,另一就是俄羅斯。但相對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呈現積極正面的一面,俄羅斯對中國的影響則更多呈現消極負面的一面。

從本世紀起,出於共同抗美需要,中俄迅速接近,尤其最近幾年,兩國走得越來越近,呈現出一種準同盟關係。如果兩國把抱團取暖僅僅視作抵抗美國的一種策略運用,可以理解,但對中國而言,切忌將和俄的接近變成戰略,變成對抗美國的同盟或準同盟關係。

這裡不談歷史上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及對中國帶來的壞榜樣,僅從現實考量,一是在中俄抱團取暖中,從十幾年來的經驗看,沒有改變“俄主華從”局面;二是俄羅斯也在一心防着中國,例如,在先進武器的出售、能源合作以及上合組織爭奪領導權上,俄一直提防中國,做了很多小動作,給中國挖雷,如極力把本來對上合組織興趣不大的印度拉進來,以牽制中國;三是在對美歐關係上,俄羅斯與它們的矛盾要大於中國與它們的矛盾,中俄抱團取暖有可能使中國成為俄對抗美歐的一顆棋子;四是在中俄本身的關係上,因為這種抱團取暖,中國得到的要比付出的多。

中俄的共同利益遠不如中美共同利益,所以,中國要意識到,同俄結成準同盟關係對中國戰略利益失大於得,此種狀況應改變。

第五,改變不干涉內政原則,做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

這不是說中國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而是指這種責任一定要和中國增長的國力,即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崛起國家的分量相稱。

應該承認,中國的崛起搭了全球體系的便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現行國際體系對中國有利的優勢。中國要想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佔據更重要位置,就必須以自身能力回饋國際社會,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品,包括改善現行國際體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就必須改變幾十年來作為外交基石的不干涉內政原則。

不干涉內政一般是在一個國家國力弱小和存在道德赤字,或者不願承擔國際義務時鼓吹的。這一原則在過去幾十年為中國贏得了大量第三世界朋友。雖然主權國家仍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但也出現了“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中國既然自認為在崛起,在外交實踐中還死守該原則,就不但會被國際社會視為不負責任的一員,客觀上也會束縛和制約中國大國作用的發揮。

當然,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不是鼓勵中國隨意去干涉人家的內政,或以此為借口行使霸權,而是在國際社會發生不正義不公平的事情時要勇於伸張正義,對諸如朝鮮、敘利亞這樣的國家,就不能以內政為由,容忍其反人類的暴行存在。

第六,改變意識形態外交,消除外交的民族主義色彩。

中國外交的意識形態成分一向濃厚,建政後的一邊到戰略以及後來的三個世界劃分,雖然是基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但很大程度上是用意識形態指導外交的結果。

改革後,這種意識形態外交有了很大改變,但沒有完全擯棄,並在某些時候對某些國家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這在近年來表現得很明顯。意識形態外交不是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基於執政黨特定的價值觀和需要的一種外交,奉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就支持;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就反對的外交理念。中國的對美、對日、對俄、對朝以及對中東、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如和委內瑞拉的外交就充斥者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價值觀外交要完全避免很難,但不能將價值觀外交擴大化、極端化,上升為意識形態外交,以意識形態來來劃線,變成一種站隊外交,導致國家利益完全被意識形態綁架。中國曾在這方面吃過很大虧,現在仍然沒有接受教訓。

除意識形態外交外,隨着中國國力的增長,中國又出現了民族主義外交,外交為民族利益服務無可厚非,但不能將自己的民族利益凌駕於別國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借口民族利益,實行強權外交。事實上,中國的民族利益,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的借口,就此而言,民族主義外交是當下意識形態外交的一個變種,很難把兩者截然分開。

第七,改變對台灣邦交國挖牆角做法,不要過於突出一個中國原則,不同台灣打外交戰。

大陸與台灣的關係雖然不是國家關係,但兩岸關係的處理也涉及外交。民進黨政府上台一年,因遲遲不承認“九二共識”,至今已被大陸挖去兩邦交國,特別是最近中國同巴拿馬的建交,對台灣震動很大。

如果說,巴拿馬因地理位置的特殊與其建交對大陸有價值,對台灣其他邦交國挖牆角就純粹是為了懲罰和報復台灣。但這樣做只會讓台灣進一步疏遠大陸,就算大陸對此毫不在乎,把台灣邦交國全部拉過來,也不會增加大陸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利益,反而要為此付出不少成本。

因為台灣的邦交國除梵蒂岡等極少數有影響力的國家外,大部分都是些世人記不起名字的小而窮的國家。即使和它們全部建交,對大陸意義也不大。相反,為同它們建交,大陸卻要支付不少的資源。台灣這些邦交國,也包括已經同大陸建交的多數國家,都有着機會主義的心態,遊走於兩岸間,以“一個中國”做誘餌,來勒索兩岸。

這種情況完全是僵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後果。台灣的邦交國目前只剩下20個,就算讓台灣和它們發展外交國家,也改變不了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知以及台灣的國際地位。假如台灣不肯定承認“九二共識”,大陸只需把握一個底線即可,即對聯合國及其國際組織,以及大陸參與的其他國際組織,還有和大陸建交的國家,要求它們必須堅守一個中國原則,不和台灣發展官方關係,這是它們的責任和義務所在,而沒有必要去挖台灣邦交國的牆角,封殺台灣的國際空間。假如有國家和國際組織首鼠兩端,以“一個中國”原則來挑戰和勒索大陸,則大陸則可考慮祭出殺手鐧,加以威懾。

目前的現狀是,由於大陸過於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導致很多國家認為有隙可乘,對中國予取予求。而為了在外交公報中寫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每年都要付出不少的格外代價。被詬病的“撒幣外交”很多都用在這方面。

假如說,中國過去因為國力較弱,沒有什麼有效手段來對付和懲罰那些企圖兩邊通吃的國家,那麼現在中國的工具箱中有很多懲罰工具可以運用。在這種情況下,相信大多數國家基於各自利益都能明智做出選擇,完全不必每次都強調,要人家承認“一個中國”,浪費國家大量資源。所以,給台灣一片國際空間又如何?

第八,適時改變對達賴喇嘛不接觸不談判態度,避免西藏的獨立訴求進一步激化。

和台灣一樣,西藏也牽扯了中國大量的原本不必要的付出。西藏問題在外交上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達賴喇嘛的態度。

由於中國把達賴界定為一個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不允許各國首腦和政府官員以官方身份同達賴接觸,否則,視之為干涉中國內政,從而導致中國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出現麻煩。最典型的是英國,在卡梅倫政府時期,因為卡梅倫不顧中方反對會見達賴,使得中英關係全面倒退。此外,包括法國、加拿大、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也因會見達賴,都不同程度地對雙邊關係造成損害。

中國對達賴喇嘛的批判,一個理由是,達賴是一個批着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分子,但在國際領域,達賴卻被視為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宗教領袖。西方領導人在會見達賴時,強調的都是他的宗教領袖角色。這種對達賴身份認知上的差異,使得中國為了阻止其他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會見達賴,往往要付出額外的外交成本。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不要過於突出達賴的政治身份,正視達賴的存在和宗教影響力,適時改變對達賴的不接觸不談判態度。

對於達賴,中國現在採取一個“拖字訣”,以為等達賴圓寂後西藏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種想法有些天真,因為沒有了達賴這個和平主義者的精神護佑,西藏流亡政府在獨立問題上只會變得更激進,藏族群眾的不滿也可能會進一步增加,隔閡會進一步拉大,西藏問題可能惡化。

第九,改變东海獨享理念,承認現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維護东海和平和航行自由。

自菲律賓提出东海仲裁案並得到國際仲裁法庭的贊同後,中國在东海就事實上處於被動狀態,只是菲律賓新政府改變了前任對華的對抗政策,使东海問題沒有進一步惡化,但法律上的被動狀態並未改變。

客觀地說,除非使用武力,中國不可能完全收復东海。鑒此,對中國和东海聲索國來說,一個合理的能夠照顧各方利益的解決方式是承認現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东海資源和維護东海和平。

中國作為东海區域最大的也是實力最強的國家,理應倡頭組建一個油氣資源共享的东海能源共同體,聯合開發东海石油,並根據投入多少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過去在這方面由於受制於石油開採技術,區域內國家不能做到互相合作,而是同區域外國家的石油公司合作開發,引入域外力量,造成东海局面的複雜化。現在深海勘探和開採技術中國已經具備,东海相關各方完全可以組建一個能源共同體,共同開發。

此外,為應對海上安全,打擊海盜,維護航行自由,中國也可牽頭聲索國,建立东海海上安全合作機制和執法隊伍,一旦东海組建這樣的安全合作機制和隊伍,域外國家就無法借航行自由介入东海事務,將大大減小东海的紛爭。

總之,在承認东海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從能源和經濟合作入手,拓展到安全政治領域,建立合作機制,打造东海利益共同體,並以條約形式約束之,使东海各方從合作中受益,打消他們對中國的恐懼,才能真正擱置主權爭議,將东海變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而东海的和平安全和航行自由也將是對中國利益的最大保障。中國爭主權,其最終目的不也是這樣嗎?

中國外交的問題當然不僅僅表現在上述九點。但如果在這九點上有一個大的改變,中國的外交會出現一個全新的面貌。世人對中國的尊重會增加,中國對世界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說穿了,外交之所以要改變,是因為中國再也不是十幾年前的中國了,當中國的國力進一步增強後,中國要變成一個對世界負責的謙謙君子,而不是一個使用蠻力的“野蠻人”。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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